知网论文检测样例–中国居士佛教之历史与未来
发布时间：2017-08-05 点击率：0
佛教自汉末传人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佛教的深人传播,历朝都有信奉佛法、大力弘法、护法的居士。这些在家居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成了特殊而庞大的居士阶层。由于出家、在家之生活形态不同,不仅行为之限制有异,如出家众有二百五十戒或五百戒,在家众(居士)有五戒或八关斋戒等,而且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也差别较大。同时,居士由于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他们对佛教的虔诚信奉、对佛教教义的宣传以及对佛教的极力支持和保护,往往也起到一般僧侣所起不到的作用,因而在佛教史和文化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也不一样,形成了独特的居士佛教。明中叶以前,虽然历代佛教灯录和论著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一些居士的佛法活动,但都未将居士作为独立的力量来重视。
在汉语中,“居士”一词的本义是指在(处)家不仕或未仕之士。《说文》:“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士是通数理之人,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知识的民族,士在古代颇受人们尊重,四民(士、农、工、商)士为首,人们往往尊称男子为“某士”,如国士、元士、乡士等。又女之有士行者曰女士。仕进者称进士、秀士、吉士、俊士等,未仕者则有隐士、逸士、处士、居士多种名号。未仕者虽然有种种名号,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隐士、逸士是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可称为居士或处士。
汉代虽有少量佛寺,但主要是为了满足西域来华胡商的宗教信仰,法律上不允许中国人出家做和尚。后赵石勒时,王度上书说汉代“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阁。在佛教传人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不允许汉人出家,所以,只有少数汉人如朱士行、严佛调等出家,信佛法的汉人绝大多数是居士。因此,早期的译经中,有专应居士之需求而译出者,如《法镜经》。汤用彤先生说:“汉人虽有沙门,但受五戒未出家之居士或较多。桓帝时,安玄译《法镜经》,叙佛告居士郁伽长者以在家出家行法。魏初康僧会为之注,其后又有人为之理其阀失。《阴持人经注》亦引之。此经行世若此,或因其中专为居士说在家之法,正应当世之需求也。”同之后又有《胜贫经》、《维摩洁经》等以居士说法为主的佛经也相继译出。特别是《维摩洁经》,在隋前至少有四个译本,一是支谦本,二是竺法护译本,又有删节本,三是竺叔兰译本,四是鸿摩罗什译本;而且还出现了合本、注本、节抄本等。可见,《维摩洁经》在中国影响之大。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佛教史》说:“从普遍意义上说,维摩洁的出现,标志着大乘佛教的世俗化运动已达到高潮。`出家’和`在家’的界限已被抹杀,甚至`在家’高于`出家’。……《维摩洁经》从般若理论和宗教实践这两个方面把佛教的出世移到了世俗:它不但让僧侣的生活世俗化,而且让世俗人的生活僧侣化,从而把世俗社会引进了宗教。”闭《维摩洁经》之流行,既反映了中国接受佛教的趋向,又表明中国居士佛教已有相当的发展。
纵观两千年来佛教之发展,僧伽佛教已经历了发展、壮大到衰落的过程,而居士佛教由从属地位发展到主导地位,成为了佛教发展的主要方向。这是佛教根本精神的体现,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佛教的关怀是世间,它的终目标是通过对佛法的修炼来解决世间基本问题,出家修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从根本上说,佛教是世间法而不是出世间法。正如印顺法师所说:“佛法,不是为了说明世间,而是为了解放自己、净化世间。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知行综贯的宗教,要从生活的经验中实现出来。说它是高的哲学,不如说它是完善的、道德的、深化又广化的道德好。”[20〕小乘佛教由于主要注重佛法的修炼,把佛教引向了出世间法的道路,因而出现了以居士佛教为特征的大乘佛教起而拨正之。佛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表明:居士佛教亦将是未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方向。何劲松先生《中国佛教应走什么道路—关于居士佛教的思考》一文认为“居士将成为今后佛教的主流”,“佛教居士化是佛教立足现代社会的途径,也是宗教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并提出了八点充分理由lz[〕。尽管常正先生不赞成这种观点s[],但我们还是认为何先生是把握住了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当然,我们提出居士佛教是未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方向的同时,并不否认僧伽佛教的重要性,因为居士佛教也有自身固有的缺点和不足,需要僧伽的指导。但佛教的人间化、世俗化或者说居士化将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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