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8-03-06 点击率：0
摘要：关于高校腐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事例主要集中在基建、招生、科研经费等经济领域。高校腐败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虽然近年来有了较大好转，但鉴于其危害性极大、影响极其深远，还必须予以足够重视。本文就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现状及其影响、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探索遏制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建立高校学术反腐机制的可能途径。
众所周知：高校是传播知识、创新知识的重要场所，是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同时，高校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2015年出台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大学和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政策，均对高校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高校被誉为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然而，高校并不是学术研究的一方净土。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频发，严重影响高校的科技创新和改革发展，影响建设大学和学科的步伐，并对高校人才培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教育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高校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高校学术领域的反腐仍存在一些空白之地。高校要实现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必须切实把学术反腐摆上重要位置。
一、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现状及影响分析
（一）当前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现状
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可以说是我国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之外的另一个大规模、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当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术行为不端与腐败：主要表现为一些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包括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泡沫学术、假冒伪劣、抄袭剽窃等。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总结出七类：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剽窃；搭车署名；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一稿多投。当然还有一题多报，套取科研经费等。现实中上述行为还存在规模化、“合理化”趋势。另外，普通民众对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现象并不熟悉或不甚关心，甚至把对科学的尊重与对知识的追求化为了对某些腐败现象和人物的一味迁就与宽容，如此主客观上都助长了上述现象。
学术权力不端与腐败：主要表现为一些学者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瓜分、掠夺学术资源，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利用权力包庇、掩盖个体的学术腐败和把学术职位当成官场职位。学术权力腐败的危害性远较学术行为腐败的危害性要大。学术界内的行政权力可以为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行为提供“保护伞”。往往他们两件“马甲”换着穿，行政权力达不到就用学术权力为之，若学术权力受约束就“回归”手中的行政权力。个别学霸、学阀横行，甚至造成了这么一种氛围：想要在学术界混下去，并且混得好，就必须要努力争取捞个一官半职。
学术原则不端与腐败：学术原则是对真理的强烈追求和信仰。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是学术界大、深、根本的腐败。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行贪婪名利之实。学术原则腐败是学术权力腐败的肥沃土壤，而学术权力腐败又是个体学术腐败行为的保护伞。
（二）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影响分析
毋庸置疑，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对社会的破坏力大。某种意义上讲，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和一个时代，而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将误国误民，流弊深远。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必导致民族先进思想的枯竭、创造力的下降进而引发国力的衰退。
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学风、大学生创新能力以及大学生的品德修行。这里教师的行为起主要示范作用,当然包括学术行为的示范。显然，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学习风气。目前大学生学风的不良表现主要是：论文抄袭成风和考试作弊，论文枪手与考试枪手随时可“聘”，“天下论文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是校里普遍流行的段子，大学生的作弊行为不仅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出现在各类考试中,甚至包括像研究生、英语四六级等大考。同时,作弊手段也呈现多样化现代化的趋势，从微型耳机、文曲星到隐形笔、手机,作弊手段可谓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大家可曾记得：早在2005年8月,丘 成桐 先生就在《北京科技报》上大声疾呼:中国大学生的基础水平,尤其是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如果不重视学风建设,中国科技至少后退二十年。而耳熟能详的“钱学森之问”更是震耳发聩,发人省醒。不 管是邱 先生的大声疾呼或是钱学森之问,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已摆在人们面前,那就是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已经严重影响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而更深远的影响则是中国的自主发展和技术创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表面风光,实际上不少只是在为外国企业做“嫁衣”,因为大量核心技术仍牢牢地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这也显示出中国自主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迫切性。根据《五大知识产权局年度统计报告（2013年）》显示：2013年，美国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7.78万件，居；日本为27.71万件，居第二；中国为20.7688万件，居第三。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14）》显示，我国已成为科技人力资源大国，2013年我国研发人员总数为353.3万人，量总量已超过美国居位；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日本研发人员总数为84.16万人，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是日本的4倍还要多。由此可见，我们在研发产出的质量、效率与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不少差距。刘延东副总理曾严肃指出：学术不端是创新的“天敌”。现已普遍认为：中国科研界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如不改变这种局面,自主创新就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当今大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习总书记多次在重要会议、重要场合就人才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那么什么人才叫人才?新编《辞海》的解释是:有才识学问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作为人生的个阶段,作为成就一番事业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德”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德才兼备是衡量大学生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如若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都行为不端、甚至搞腐败，那么“立德”又何从谈起？
另一方面，人才的竞争实际上是先进学术思想、先进知识与技术的竞争。腐朽的学术思想只能扼杀优秀的人才。例如：在欧洲占统治地位1300年时间的“地心说”控制人类思想长达千年，将具有先进学术思想的“日心说”视为异端邪说，一批持有“日心说”思想的科学家因此而受到迫害，其中代表人物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试想，如没有“日心说”的突破，今天的航空航天是否会有如此大的成就？
若将其他的腐败堕落比着大江大河的局部浑浊的话，那么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则是水源浑了。“钟楼上的大钟，可能坏，也不可以坏，但总得有人去修、有人去守啊。”
此外，当前高校中存在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与“英雄气概”现象也不容忽视，虽然其表面“远离”腐败，但对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极具破坏力。其本质还是一种嬗变异化的学术腐败。“精致利己主义”者是经过精心打扮甚至伪装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熟练关系学,善于阿谀奉承、随声附和，轻易不得罪人,熟悉审批、立项、管理等程序,总能找出空子捞好处，善于利用人性弱点达到个人目的，终将会导致社会失去公正公平的学术生态环境。
而那种对“英雄气概”的贪婪者，更是令人恐怖。他们贪婪的是个人的“名望”与众人的敬仰（畏），从而失去一颗平常心，个别人甚至把对名利的贪婪变成了下意识的追求，有权就“任性”，只要能“烙”上自己“名号”的事，千方百计抓在手上，凡事都想留名。反之则推诿搅和，把权力当成“私器”，视工作岗位为“T”台秀。此种人的心灵很敏感、很阴暗，一刻也得不到喘息，结果是搅得大家也很苦很累，让人无所适从。
大学正是大学生观形成和固化的阶段，也是君子培 养 君子的地方。对大学生而言，这些人就是“活”生生的教材，学生们被侵染而效仿，就会沦为精致的劳动者，活得很累很沉重，精神生命过早地枯竭，变得没有信仰、责任感和承担意识，高校的根本任务更是无从实现。 钱理群 先生说过，我们的大学如果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而且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是犯罪。
二、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产生原因分析
部分教师理想信念出偏差: 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存在一些竞争约束机制不健全等情况，部分研究人员把学术和科研当成了谋生的手段，当成了名利场，缺乏对学术良知的共同坚守，存在浮躁、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的心态，很难潜心从事研究、做学问，学术研究目的呈现功利化。由于有限的学术资源需要通过竞争机制分配，学术成果多寡就成为学术的竞争指标，直接或间接地与科研人员的待遇、职务以及获得其他利益挂钩。许多人更为关注如何通过在学术上有所建树和成果来换取更多的资源，缺乏对学术本身目的的坚守。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学术研究和成果只满足于达到低要求或基本要求，至于学术成果中所注重的创造性与实际意义则弃为次之，“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甚至还没有弄清楚人为什么而“活”。
学术管理体制有缺陷：我国学术领域存在的诸如腐败、钱学交易、权学交易等严重问题的主要根源是学术管理仍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化管理体制，所奉行的是以权力为资源、以利益为目的的“准官场”权力游戏规则，行政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审批过多。高校学术体制还普遍存在“官本位”现象，要么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集于“一身”，要么学术机构的行政权力压倒学术权力，掌握行政权力的学者们，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主持和参与职称评定、课题立项、成果鉴定等工作的便利，不正当、不合理地行使职权，从而导致学术腐败。
学术评价机制不科学：目前我国在学校和科研单位评级、学科建设评点、教师与科研人员考核与职称评定、学术成果认定等普遍盛行以指标量化为主的评价方式。评职称、分奖金、带学生，都得看发了多少篇论文、有多少影响因子。评价机制“指挥棒”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使学者不愿意潜心去承担本领域难度大、周期长的研究项目或课题，只愿做短平快式的研究。一些人在重压之下不堪重负，开始造假抄袭、走歪门邪道来达到考核评审所需的量化指标，他们或托关系找门路讨要课题、发表论文、出版书籍，或通过手中职权或职业便利达到上述目的。各级各类职称评定均以发表学术论文为评价标准，学术评价量化标准使得学术研究导向呈现短期化。更有甚者，一些科研人员为了定时定量或超量完成科研任务，利用专家评审环节具有的弹性不惜铤而走险，在学术成果中弄虚作假或人为干扰专家的学术评审。学术共同体内部激励机制的功利化，同行评议制度的约束机制失效，学术论文和项目片面量化管理，重量轻质的激励机制对部分学者以投机取巧的不正当手段“制造”成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术监督惩处机制缺失：学术缺乏统一规范，执行乏力，违规成本低，大部分轻微学术违规行为被发现举报的几率极低。高校或科研机构基于本位主义、保护主义的理念对科研人员或学生从事学术活动缺乏严密的监督，对已经发现的学术失范甚至学术腐败现象惩治不力。一些学术期刊或出版单位为了追求利润、发行量等自身利益，在对学术成果进行评审时较为宽容，甚至通过降低标准来谋取私利。学术同行相互之间缺乏充分有效的学术批评和学术监督。简而言之，将学术与追求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指标体系使学术研究具有了功利化色彩，使科研人员从事学术腐败活动具有了利益驱动。
当前我国的学术评价量化标准所具有的短期化导向使得科研人员难以潜心学术，学术研究中容易产生短期化行为甚至诱发学术腐败，而学术监督与惩处机制不力则为学术腐败现象的进一步滋生蔓延提供了温床。这样的体制环境，不仅很难期待每位科研人员都能坚守学术道德底线，还可能引导一些科研人员迷失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违反学术道德的禁区、沉沦学术腐败的深渊。
三、建立有效防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机制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防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是一项系统工作，既要通过加强教育提高科研人员的学术道德自律水平，又要通过不断完善学术研究的体制环境，充分发挥合理机制对学术研究的积极引导和约束作用。
（一）学者要加强自律
学术工作者要坚定职业志向，沉潜学术，在学术活动中获得乐趣和内心的激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一种美。创造性的研究和学术声望的获得不仅仅需要智力、兴趣、想像力和恒心，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埃里克·阿什比认为，学问具有一种内在的正直。这种内在的正直意味着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不仅要产生思想和学术，还要给社会提供道德理想。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就与笔者谈到，要坚持做真科研，否则你浪费了资源、浪费了青春，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自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称真正的科学家是“天生诚实的人”，他们“对真理都有一种献身精神，并使科学保持纯洁无瑕”。对待生命一样珍视和敬畏学术诚实，一方面，它是深入到学者内心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则是向外延伸至人类的生存和文明进步息息相关的责任担当。在学术良知和学术腐败之间，只有学术守门人对于学术标准的责任担当，学术新人沉潜学术的不懈之求索，学术人对于学术至上、学术良知的共同坚守，才会使我们的学术家园坐落在干净的土地上，以“我养吾浩然之气”的正义正气，构建学术职业生存的美好家园。学术共同体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学术系统潜在的“看门人”，这种“人人相互知晓”同行监督的事实和结果，保护了学术创新的活力，保证了公众对于学术的高度依赖和信赖感。由于知识生产都要接受学术同行的严格审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伪劣知识产品流入社会；那些有过不端学术行为的研究者甚至被学术共同体拒之“体”外。学术造假一旦被发现，不但其行为会被同行耻笑和不齿，甚至学术攀升之路也将戛然而止。
（二）高校要强化学术道德和师德教育。
加强学术道德教育、提升科研人员道德素质是防治学术腐败的基础性工作。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都对教师加强学术道德自律提出了明确要求。高等教育家潘懋元认为大学教师要具有三种精神：服务精神、自律精神和创新精神。集人格魅力、渊博学识和学术风范于一身的教师，要用倾注智能、感情、精神和意志的教学安排和设计，通过自己对知识发现和创造的感悟，引领和感染学生，实现教学相长。纵观许多学术风气端正、较少发生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学者进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在学生入学阶段就注重对学生开展相应的学术道德教育。高校要重视学术道德和师德教育，如若教师受到诱惑所采取的与道德规范相反的行为，一旦在教学中实施于学生之中，同样会传递、遗传给年轻一代，引发价值观和行为的扭曲。高校要不断强化师德考核，将结果存入教师档案，不合格者在职务（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一票否决，形成严肃的学术风气。
（三）政府要规范学术评价监督机制。
学术评价制度是学术承认过程的核心环节，是整个学术体制中关键性要件。要构建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摒弃唯结果论，既要注重学术成果，也要注重科研人员精神贡献与发展潜力、注重科研成果实际贡献与未来价值；要减少功利性，避免学术竞争机制可能带来的学术研究工具性色彩和短期化导向，通过保障科研人员合理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使其潜心修学、一心向道；在评价标准上要努力改变学术评价重数量而轻质量的倾向，在对学术成果质量进行评价时，要综合期刊级别、同领域研究情况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实质评价；要建立发表和出版评审学术成就审评、奖励机制评审、职称考核评审的责任制，减少和杜绝假冒伪劣的“知识产品”，倡导学术批评和媒体舆论监督。要健全有效的学术监督机制，要加强对评审专家的约束，建立科学评审程序与制度；消除期刊、出版单位的垄断优势，提倡期刊、出版单位之间的自由竞争，加强对期刊和出版行业监管；要通过引导开展学术批评加强同行监督，重视学术批评，营造民主的学术环境。另外还要借助网络等现代手段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于监督或举报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主体，给予一定的激励和保护措施。
（四）国家要加强对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行为的法律制约。
要借鉴国外成熟经验,进行有关立法工作，加大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惩治力度。要探索建立惩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的专门机构，通过多方面责任追究，增加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成本；要探索将学术诚信记录与社会诚信体系相衔接，作为申请课题或经费支持的依据。对于学术越轨人员,要在一定期限内剥夺不良记录者申请政府资金或相关单位任职的机会，追回弄虚作假骗取的科研经费或撤销学位、职务（称）、荣誉等，严重者追究其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使其接受法律制裁。完善委托代理制度，完善出版社、学术期刊编辑部与作者的委托代理合同,进一步规范图书出版、文章发表合同格式，更加具体、明确地规定作者责任义务,减少学术越轨等失信行为。
（五）学术共同体要构建学术诚信机制
韦伯在《以学术为业》中指出：“学者的宗教是对知识理性的伦理追求和使命感，这是的基础。”知识分子如果很少出以公心去关注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福祉，更多考虑的是自己的仕途和财富，那么学术诚信自然面临荡然无存的风险。学术共同体要探索建立学术制。诚信不仅是个信誉问题,更是与实现诺言的知识行为。诚信不仅表现为遵纪守法,“而且在较多意义上有着在行动中的和实现诺言的过程”。要从国家层面推行强制性学术责任赔偿制度和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一票否决制”。学术诚信制度建设可按照如下程序推进:全社会广泛参与→建立包括所有学术人员的信用信息资料库→实行信用信息的公开化→动员社会力量来监督失信行为。这些措施的实施没有健全的法律保障是不可能实现的。诚信不仅是道德问题,还是一个契约化、制度化管理的问题。学术上不诚不信的现象屡屡发生,主要在于没有相应的奖罚机制,只有实行契约化、制度化的管理,使依靠损害他人而获利的行为得到法律的制裁,才不至于令那些在利益的驱动下缺乏诚信的行为习惯化、普遍化。
防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在于要将加强科研人员自律与改进学术评价、监督和惩治机制相结合，实行综合治理的策略，还要从个别科研机构自爆家丑式或少数打假斗士孤军奋战式的反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向依靠行政部门、科研机构、高校、学术团体、出版机构乃至全社会力量防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转变。此外，防治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还依赖其他机制改革，如用人机制中要摒弃盲目要求学历或学术成果的导向，在高校、科研机构实行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适当分离等措施。教育部近期下发的《关于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制的通知》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无疑还会有漫长的“路”要走，还必须要有全社会及相关部门的“联动”与不懈努力。自律总是有局限性的，他律落到实处，必须要立法立规矩，要像抓廉政建设一样，形成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的学术生态环境。
（此文以《综合防治高校学术不端与学术腐败》为题刊登在《中国高等教育》2016年第15/16期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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