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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河南近代化起步于20世纪初，与清末新政有着重要的关系。1903-1906年陈夔龙抚豫期间，在河南务实推行新政：军事方面，编练新军，整顿武备；经济方面，发展农商工矿业；教育方面，创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社会公共事业方面，兴办警政、创立罪犯习艺所，创办官报等。使晚清河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发生较大改变，推动了河南社会的近代化进程。

关键词：陈夔龙；河南；近代化

Abstract: Henan province modernization beg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s an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New Dea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ring Chen Kuilong caresses Yu , from 1903 to 1906 in Hena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al: the military, training new consolidation equipments;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 agrICUlture business and mining; the education, established new schools, training talents; the social util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ce administration, created by criminals XiYi, establishing government organ, etc. Maked He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military, education,and such aspects,had a big change ,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Henan province.

Keywords: Chen Kuilong; Henan Province; Modernization

前言

陈夔龙（1855-1948），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晚清重臣。1901年八国联军之役，两宫西狩，陈夔龙与奕劻、李鸿章等八大臣留守北京，参与《辛丑条约》谈判事宜。1903-1906年抚豫期间，陈夔龙认真办理新政事业，“凡河务、警务、戎务、农工、商务一切新政，次第举行”[①]，“设商务、农务、工矿、巡警等局，吏治刷新，气象一振，汴民称便”[②]，对河南近代化起步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学界尚无系统研究陈夔龙在河南的新政措施，只在一些著作中稍有涉及，缺少对其全面和整体性的考察与评价。且学界在中国区域近代化（现代化）研究方面，像河南这样的内陆省份近代化研究亦是薄弱环节，很少被涉及。[③]本文主要以近代化为视角，探讨陈夔龙抚豫期间的新政措施对河南军事、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近代化的影响。

一、陈夔龙与河南近代军事

军事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突破口，河南也不例外。河南地处中原，为南北枢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具备相应的军事力量才能维护国家利益。陈夔龙抚豫期间从编练新军和培养近代军事人才两方面入手对河南军事进行近代化改革。

（一）编练新军

河南新军始于1902年巡抚张人骏的编练，但人数较少。陈夔龙认为“河南地方非复向来情形可比，事机日急，交涉日繁，需有大支劲旅，始足以资弹压而壮声势，况当积薪火厝之时，尤应精练陆师，缓急备用”[④]。他对河南的军事战略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极力主张编练新式军队。编练新军举措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编练常备军。首先整顿了原有常备军右翼三营。针对每营所定正兵人数少，长夫人数较多的情况，他决定将长夫拨归各管、哨，专事劳役，使官弁兵丁专门致力于军事训练。并在每营长夫一百六十名内，裁撤六十名，将裁撤腾出的饷银，改为募正兵三十六名，分添到各棚，约计每营除号兵、护兵外四百三八十二名。减少了军队中长夫等冗兵，增添正兵，这有利于常备军的战斗力的提高。在督饬常备新军练习新操的同时，他还让所有标、左、右营及开封营一律改习洋操，并选派熟悉新操员弁认真训练，以期划一。其次续练常备军。将驻扎在省城左、中两营“认真淘汰，其年力精壮，按合格式者一律改编，就其中年力稍逊，身材丈尺不符者，发给恩饷，资遣回籍”[⑤]编成两营，同时派管带前往汝、宁一带招募一营，合计步队三营，为常备军左翼三营。任命道员袁世廉为总营务处全军翼长。使河南拥有了常备军六营，近代军事力量粗具规模。

第二，添练新式兵种。一方面添练马、炮队。陈夔龙认为“陆军以炮队为主脑，以马队通脉络，河南地形四达，控制防御，尤以多练马、炮队为宜”[⑥]。于1904年和1906年分别练成马、炮队各两营。针对“唯练马队难，练炮队尤难”陈夔龙要求在训练时应先注重体操，继而学习排阵，由浅入深。由于当时采买的战马尚未到豫，便决定先拨马六十匹，以供练习使用。并在支应局和豫正军缴回的枪炮中挑选：四磅炮二尊，两磅炮十二尊，加上新购鄂厂快炮四尊，共十八尊。连同马枪四百支，护炮新式毛瑟步枪二百支。“统交常备军军械所，存储擦洗，以备次第训练”[⑦]。1906年陈夔龙将采购的战马分发训练，同时还为马炮队订购了外洋新式铜炮“以期精益求精，冀与直、鄂各军联络一气”[⑧]。使河南拥有马、炮四营，与常备军六营相互配合，互为犄角之势，以资威慑、弹压。另一方面添练军乐队。据陈夔龙调查“行军之要，号令为先，各国陆军于步、马、炮工、辎外，莫不设立军乐，用以振发士气，鼓舞军心，使人精神固结”[⑨]，他派常备军翼长袁世廉选募乐兵三十名，内分一等乐兵二名；二等乐兵二名；三等乐兵二名；学习乐兵二十四名；伙夫三名，并派教习一员管带训练。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十六日点校成队，拨归常备军。

第三，设立督练公所。清政府练兵处《奏定陆军章程》规定各省新军业已练及一协以上，应于省城设立督练公所一区。陈夔龙认为“若非先设总汇之区，不足以一事权而资控制，此督练公所之设，诚不容稍缓者也”，将原河督行辕暂改为公所之用，派布政使瑞良、按察使觉罗钟培为总参议官，设参谋、兵备、教练三处。兵备处专司各营功过赏罚，筹备粮饷，军械医务等事。参谋处专司调度策划。由于当时事务较简，“为考察中外舆图形胜，实为当务之急”设立测绘科专司其事，参谋处暂由兵备处兼管。“粮饷、军械二端，均关紧要”[⑩]派专员许葆连为粮饷局总办，何廷俊为军械局总办，专程办理此事。督练公所的设立对新军建设起到辅助作用，有利于军队的整齐划一，增强战斗力。

在编练新军的同时，陈夔龙还不断裁撤绿营，决定分三次将河南的绿营兵裁撤完毕，将节省的饷银用于新军建设。针对当时驻防河南的旗兵“积弱已久，兵丁则拮据谋生，火器则因遁旧式”[11]的情况，在驻防约八百名旗兵中挑选甲兵三百五十二名编为一营，并派熟悉新操之员管带训练，以期与常备军声息相通。同时也为旗籍子女设立驻防满营小学堂，开满营自强之风气。

（二）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近代军事人才是军队战斗力提高的关键，亦是军队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陈夔龙在抚豫期间将培养近代军事人才放到了重要的地位。

陈夔龙认为“于一军武备学堂则关乎通省，以中州为南北枢纽，铁路四通，提倡武备之精神，盖未有及于此者”[12]，决定在省城南关建立学堂，即名为：河南武备学堂。河南武备学堂章程规定，立学宗旨为“凡战阵攻守之策，切实讲求，合中西而兼用，即以合文武为一途”[13]。学堂除由藩、臬两司与常备军翼长督理全堂事务外，设总办一员、监督一员、总教习一员、提调一员、舆地测绘各种算学教习一员、炮学教习一员、枪学军器教习一员、防守学工程学教习一员、水雷地雷教习一员、中文教习二员等。

教学内容为讲授兵法、阵图、舆地、算学、测绘、形势、军械、雷电，一切武备、行军机要之法；操场习演马队、步队、炮队、工程，以及行军、侦探、围攻、狙击、防守、沟垒、桥梁、燃放地雷、各种林操野操，以及运枪、用架、越险阻等操；中文学习历代兵书、战略及经史子集中有关武备者。聘请教习，选高等卒业学生、才艺出众者，分授内堂、外场课程，为武教习；选精通史事、谙练掌故、洞达兵机时务者，为中文教习；至于教授一切新法，自宜聘请洋员。

对学生的要求是身体健壮、粗通文义，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由父兄出具切结，加具条结，经考试录取入学。学堂考试，每月初二、十二和二十二日各课试一次，为散课；每月中选一日全天考试，为月课；每季由总办禀请抚宪定期亲临考试，为季考。各考试评定甲乙等次，择优奖赏。

武备学堂无论是对教员、教学内容还是学生的选取都符合军事人才培养近代化的要求。当年武备学堂招收八十名官费生、二十名自费生。次年武备学堂改为陆军小学堂，从八十名官费生中选取五十名赴日本留学，入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近代军事学堂的设立为河南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使河南军官的素质有了较大的改观，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水平，改变了以往旧式军官状况，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具有重要影响。

陈夔龙裁撤旧军，编练新军，对河南军事近代化改革，揭开了河南军事力量发展史新的一页。新军与绿 营、八旗等旧式军队不同，是一种向着近代化发展的军事力量。河南军队从八旗驻防军、绿营军到毅、嵩武军再到新军的编练，亦“体现了军制自身在近代社会急剧变革中的新陈代谢”[14]。新军的章程、组织结构模仿西方、日本的军队,编制完备整齐,以镇为单位,下设协、标、营、队、排、棚,有步、骑、炮、工程、轴重等多兵种。新军采用的武器,主要是步枪、铜炮等近代化热兵器,从而使军队摆脱了单纯依靠臂力和使用弓箭、刀、矛的时代，使军备武器初步具备近代化因素。新军的士兵不仅有年龄限制,身体素质的要求,而且还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要求。这就与旧式军队划清了界限。新军的军官也要求由掌握了近代军事知识的，大都由出身近代武备学堂的人担任。陈夔龙的军事措施使河南新军较旧军队素质得到了提高，促使河南军事向近代化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据民国十八年（1929）《河南新志》记载：“查豫省民气劲补，此次征兵操练，一洗绿营旧习，颇有尚武精神。光绪三十二年，在彰德府直、东、鄂、豫四省陆军会操，经阅兵大臣校定，豫省陆军列于北洋之次，东、鄂之前。嗣后每年演习大操，均有进步。” [15]

二、陈夔龙与河南近代教育

教育事业亦是清末新政一项重要内容，是培养近代人才的关键。陈夔龙抚豫期间，大力整顿河南教育事业，多次与司道筹商开拓之方“狭者，广之；腐者，新之；岐者，一之；缺者，补之”[16]使河南教育民间风气逐渐开化，对河南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注重师范教育

为了推进河南教育事业的发展，陈夔龙认为“窃维人才之出，不外乎学堂教育之方，莫先于师范”[17]加之豫省风气囿于方隅，各州县开办学堂非易，即使借才异地也搜索不易。只有自设师范学堂以“绝后知而资前导”[18]。

，设立初级师范学堂。为了储备小学教员，1905年陈夔龙于省城设立初级师范学堂。学堂分简易科和科，考取学员一百七十名，延聘教习。并根据《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并参仿直隶、湖北师范章程办理一切学堂功课、奖励等项。针对当时河南共一百零七厅州县，需要师资较多的情况，他决定在初级师范学堂学生中选取文理稍优、年龄较大的按照《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简易科》教授学习，等到毕业考取凭证后，充任各小学堂教员，以应急需。

第二，设立豫南师范学堂。由于河南地方辽阔，南部距省城较远，师资力量薄弱，陈夔龙决定在信阳州城内设立豫南师范学堂，以期广造师资。和初级师范学堂一样设简易科和科，并加授英、法文字。学生毕业以后充任汝、光、淅等各属小学堂教员，以期与省城相辅相成。

第三，改设师范传习所。为了加快河南教育普及，迅速造就师资人才。陈夔龙将省城明道书院改为师范传习所，以期速成，考取各州县生员百余人，以师范学堂简易科章程教授。由于当时科举已经废止，便将科场经费作为传习所费用。

同时为了提高河南师范学生的质量，陈夔龙认为中学教员程度较高，必须由优级师范学堂出身方能合格。当时北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完备，规模宽敞”[19]，便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多次商议，决定考取三十名学生，由政府筹集经费，送赴直隶肄业，将来以供河南中学教员之用。

（二）兴办新式学堂

陈夔龙在注重师范教育的同时，还致力于兴办新式学堂。1903—1906年间先后设立：初级师范学堂、豫南师范学堂、师范传习所、客籍学堂、武备学堂、仕学馆、河北中等蚕桑实业学堂等等。陈夔龙在河南开展近代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了河南近代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入学人数不断增加。

表1 1902—1906年间河南新式学堂的创办和入学人数增加的情况：

资料来源：河南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河南省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卷（大事记）；陈翊林：《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陈夔龙抚豫期间全省学堂数量和入学人数呈现快速上升状态，学堂有1902年的5所攀升到1906年的1062所，入学人数亦有1902年的287人攀升到1906年的21050人。河南学堂数量和入学人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与陈夔龙的教育措施有着重要关系。

（三）派遣留学生

清末河南政府的一些官员对派遣留学生认识不清，认为“中国多一出洋留学生,即多一革命党。是以决不派遣学生出洋。嗣后时势驱迫,始有考送出洋学生之举,皆限令学习农、工、水利、建筑等实科。”[20]再加上河南新政时期的社会经济比较落后，尤其是财政医乏，以致此时期河南的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事业不及南方沿海各省发达。据《大公报》1904年6月8日统计：光绪三十年中国留日学生1199人，其中河南籍仅7人。[21]

陈夔龙较注重留学教育。1904年陈夔龙派遣陆军学生十九名赴日本肄业。他认为“亟应因势利导，力图推广”，并饬令布政使司、学务处要求各属筹款送学生出洋留学，称“非兴学内地，无以言人才，非游学外洋，无以资取法。”[22]要求各州县选送青年六十名到省城，每人官方给津贴每年200两，在当年共有一百二十人赴日留学。1905年准备选派文学生二百人、武学生一百人，分赴前往日本学习应用专门及陆军、政治、师范，以五年、三年为毕业期限。当由于经费拮据，在武备学堂学生中选出五十名赴日学习军事。[23]

陈夔龙的教育措施给河南社会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师范学堂的设立改变了以往师资出于秀才、贡生等旧式知识阶层的状况，为河南培养了新型师资力量。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师资力量尤为重要，师资的缺乏是当时全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陈夔龙注重师范教育，不失为有远见之举。近代学堂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增加，加速了河南教育向近代转型，为河南近代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奠定了基础。留学教育使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在封建思想浓厚的河南开始传播, 并使近代化的教育理念在河南开始扎根。近代教育的发轫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不同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开始寻求河南近代化发展之路。河南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也因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而不断壮大，推动河南立宪运动的开展。

三、陈夔龙与河南近代农工商业

河南地处内地，不临商埠，人情安于固陋，近代经济发展缓慢，商矿工业不发达。陈夔龙抚豫期间积极倡导农、商、工、矿业，开发河南土产，推动了河南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挽回利权，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作用，使河南经济初步具备近代化因素。

（一）设立商务农工总局和矿物总局

1903年八月初七，清商部奏请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十一月一日，商部又奏请通饬各省振兴农务，要求各省督抚将军大吏认真办理。陈夔龙认为“振兴农工商务，实目前切要之图，豫省绾毂中原，不邻商埠，人情安于固陋，风气迄未开通，坐弃膏腴，诸待整顿”，而且“近日铁轨交驰，漏厄可虑，若不锐意教养，无以筹抵制，即无以保利权”。加之河南物力艰难，农工缺少精良工艺，商业涣散，整顿较他省困难，陈夔龙到任后认真考察，认为“非筹倡导之法，不足以利推行；非设总汇之区，不足以资整”，决定在省城设立商务农工总局，将全省种植、工艺、商务等统归该局经营整顿，“务期上下相孚，联络一气，以官督商办为宗旨，以开民智收实效”[24]。同时资请江苏巡抚将其办理农工商各局章程及有关书籍均分别寄送河南省属一份，以资仿效。

陈夔龙认为“豫省地脉沃衍，不乏矿产，多系土人零星开采，资本不裕，作辍靡”[25]，现正值振兴矿物之际，应该扩展到全省，设法推广，保我利权，以杜外人侵权。他多次与司道商议，于1904年在省城设立矿物总局，并将前巡抚锡良设立的豫南公司并入其中，所有全省已办、拟办、未办的矿务，除福公司外，悉归该局经理。在全省范围内集股筹资，次第勘察和开办黄河以南的各种矿产，用于发展河南工矿企业，同时以杜绝帝国主义势力侵略。

陈夔龙设立商务农工总局和矿物总局作为全省发展农工商业和矿业的领导机构，有利于河南农业、工商业和矿物业的发展，亦是河南官制近代化的一个表现。正是在这些机构的领导下陈夔龙在全省展开了振兴农业和发展工商矿物实业的举措。

（二）振兴农业

陈夔龙认为“盖农工商三者分言之，则农可足民，工可利用，商可裕财。合观之，则农事兴，斯工艺盛；工艺盛，则商业隆”[26]。就河南而言，发展农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豫省风气初开，商业尚未发达，注重要点，专在农工”[27]。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振兴农业：

，兴办农桑实业。振兴商务初期应该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中国出口土货以丝茧为大宗，获利既丰，见功亦速。陈夔龙经详细调查发现：河南土性沃煖，地本宜桑，南阳、鲁山等地向来就有人养蚕种桑只是方法不得当，以致于所织丝绸销路不畅，极应该由官提倡，广劝植桑。省城原本有桑园一区，年就不用废置，陈夔龙感觉丢弃可惜，便派人“将旧有之树择其尚可生发者，量加修修葺”种桑养蚕之用。又筹集资金前往湖州，采购接桑十万株来豫补种，并分发河北等处栽种。在采买桑树的同时，还派人招募浙江等省的匠师数人，来教授豫省人民栽桑、养蚕、缫丝的方法，“握农政之本图，即以立富民之基础”。

第二，兴农学。“农学之进步，要以学堂为权舆，古昔有教稼之官，各国设专门之学，良以欲尽夫地力，必先启发其心思，唯非得旷衍之区不敷设场试验。”[28]陈夔龙发现在河内县城东有荒地数十顷，决定在此设立农务实业学堂。派候补道韩国均前往该处“择地建屋，妥定课程，购书延师，招考肄业”[29]让学生学习有关化分土壤，精选籽种，占测气候以及浇培粪雍的方法。并在学堂附近设立试验场，购买各种作物，分别试种，以供学生实验之用。

（三）发展商务工矿实业

陈夔龙认为河南民智尚陋，物产未丰，发展工商业应该由粗及细，有近及远，渐次整齐利导，并“以改良已有之工，创办未有之工为主”。据他调查河南钧瓷早已有名，只是近些年来釉色不如从前，但坯胎仍旧，应该设法改造，希望将来适用、易于销售。鹿邑的草帽缏，出口较多，且洋人称赞，陈夔龙通饬各州县一律仿制制造，要求人们必精必良，以收自然之利。他认为像制洋皂、造番布、制毛巾等事“执业非难，行销尚易”[30]应该设法提倡。此外，他还派人设法提炼卤硝，以期推行内地。对于禹州本地绅商集股开采的三峰煤矿，派人竭力维持，疏通水路交通，以期成为大宗贸易。

此外，陈夔龙还在省城开办彩票捐、电话业务等，并设立工艺官局，蚕桑局，要求各地设工艺所，开办劝工陈列所，调来各种工艺品展览推广。通过陈夔龙的积极倡导，据统计到1908年河南总共办起各种工艺局28个，农事试验场16个，实业、蚕桑学堂各1个[31]。陈夔龙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使河南“民智渐开，商情鼓舞”[32]，对于农务工矿企业近代化发展不无裨益。

表2 1903—1906年陈夔龙抚豫期间河南民族资本工矿企业情况（不统计）：

资料来源:（1）2000年《河南文史资料》，第2辑(总第74辑)，徐有礼、程淑英编录《1902年至1935年河南工矿企业资料》。（2）2001年《河南文史资料》，第3辑(总第79辑)，王天奖编录《清末至民初年间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

四、陈夔龙与河南近代社会事业

近代社会事业亦是清末新政中的重要一项内容，中国近代社会事业发轫通商口岸，发展于直隶总督袁世凯清末建立的警察制度和创办的《北洋官报》。自此之后，国内各省争相兴办近代社会事业，从而使近代社会事业在中国的到了长足的发展。陈夔龙抚豫期间，正是全国兴办近代社会事业的高潮，为适应当时社会大环境的需要，陈夔龙从兴办警政、设立罪犯习艺所、创办《河南官报》等方面开拓河南近代社会事业，使河南社会风俗和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改变。

（一）开拓近代社会治安事业

，兴办警政。兴办警政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1902年10月，清廷通令各省督抚仿照直隶警务章程办理警察。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1902年）袁世凯奏定警务章程，要求各省仿照办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巡警部，专司全国警务事业。

“豫省为四通八达之冲途，巡警尤保商卫民之要政”陈夔龙多次与司道筹商，遵照直隶章程并根据河南风土人情，将保甲改为巡警，练军改为巡军，裁撤保甲局，设立巡警局，“则事可行，民亦称便”[33]。将安定营汰弱留强，添募五百人之数，改为巡军。以藩、臬两司督理局务，并派候补道吴封为总办，专司其事。由于省城地面辽阔，巡警按段设立大小分局，以利于稽查工作。并责成管带认真训练巡军一营，各员的值班、骏巡、更番等都要认真办理。此外，另设工兵八十名，专门清理街道，管理城区的卫生事业。同时还设立了巡警总局，颁发警务条规，节制各分局，以期整齐划一，以后续办巡警都有该局颁发执照。陈夔龙认为等到巡警办理卓有成效后，设立巡警学堂，让巡兵分班学习，以提高巡警的知识水平。

随着京汉铁路的开通，五方必至汴、洛。陈夔龙决定在城外添练巡警，以期与城内联络一气。选募巡兵一百名，有管带稽查训练，设立巡弁、巡目，组成一哨，“以资震慑而保商民”[34]。就地方水路交通要道陈州周家口，为商贾荟萃之区。陈夔龙派人与该府筹议设立巡警局。按照巡警章程，招募一百六十名，组成巡警分局，维护地方治安，“勿使匪徒靡所托足”[35]。

巡警的设立对于维护地方治安具有重要的作用，“盗窃之案日渐稀少，似较旧时气象已有不同”[36]。通过陈夔龙的逐渐经营办理，巡警在河南得到了建立和推广，“庶畿呼应，灵捷于地方缉捕诸事，不无裨益”[37]。

第二，设立罪犯习艺所。为改变以前流放犯人的办法，清政府决定在各省设立罪犯习艺所一区，分发罪犯到各省。陈夔龙认为有各县邑自行设所“较宽简便”[38]，其近便有三：（1）州县本就有典守人役，可分但其责任，人役之费可免。（2）各州县多有廨宇公所，就地取材，稍加修葺，即可为之用。（3）禹州、宁陵等地设有工艺厂，专收犯罪盗劫之人，均已试办一两年。现在将其展拓，便可以轻而易举的推广到各州县，各地就当地土产所宜销售较好的，分别教授，成本轻捷学习容易。罪犯所习工艺以磨面、编筐、打绳、织席、织布、纺纱、编草帽缏等为主，并且试办制毛巾、仿制洋皂等，大多数都是民生日用品，销售方便。

陈夔龙兴办警政和设立罪犯习艺所与编练新军一样，目的都是为了维持清王朝的统治。但警政、罪犯习艺所属于近代化的产物，对河南社会事业近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警政、罪犯习艺所是近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细胞，它们的出现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在城市治安管理、社会移风移俗等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一种新手段。改变以前军队包揽一切的做法，与军队、社会都有好处，有利于社会事业的近代化发展。

（二）创办《河南官报》

官报是清末新政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各省新政的咽喉。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了《北洋官报》。接着各省纷纷仿效，创办了以省命名的一批官报。《河南官报》就是其中的一种。河南地处中原内地，交通不便，彼此隔阂，风气不开，各种信息十分闭塞。为了推行新政，指导各地进行改革，陈夔龙于1904年批准创办了《河南官报》。《河南官报》以“宣上德，通下情，广见闻，开风气”[39]为宗旨。每五日出一册，逢农历的五、十出版。全年共计六十八册。1911年6月改为周刊。《河南官报》先后开辟有圣训、谕旨、奏议、文犊、奏犊、本省纪 闻、本省议案、宪批、省抄、各省纪闻、露电、论说、图表、译书、法制章程以及广告等栏目。

《河南官报》虽然是封建政府的机关报，但它处于清末新政时期，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是各种新型报刊层出不穷的时代，它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代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一些新思想。在报刊思想和业务上，也吸收了一些新的办报方法和业务思想。官报除了刊载圣训、谕旨等外，还较多报道了关于本省发生的重大事情和对于当时的省情做了分析，这对于开阔人们的视野，增长见识，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使人们对本省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有利于河南地方消息的畅通，改变以前闭塞的状况，有利于新政的推行。同时也推动了晚清河南资产阶级立宪派立宪运动的开展。

结语

陈夔龙是晚清较为精明能干、稳重务实的一位地方大吏，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和实践者。虽然不是改革的的激进者，但为了适应当时新政的大环境，他使新政措施在河南得到务实的推行。由于晚清社会动荡不安，河南巡抚易人较为频繁，很多新政不能得到连续、务实的推行。陈夔龙抚豫期间，是他在任仕期间时间长、有作为的三年，同时也是河南晚清新政执行为连续、好的三年。他主张学习近代西方先进事业，在传统的框架内变革河南封建统治。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和清王朝的覆没, 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因此, 陈夔龙所做的努力, 不仅不能扶大厦之将倾, 相反，新政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河南近代化的发展，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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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学生姓名：徐的涛 学号：20105161207

历史文化学院 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叶宗宝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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